一声长啸东风里：南宋名将曲端的悲剧人生 天天消息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这是于谦在《岳忠武王祠》中歌颂妇孺皆知的爱国将领岳飞的两句诗。其实，明代于谦的这一问是明知故问。在南宋，像岳飞这样“不见将军奏凯歌”之事，也并非绝无仅有。早在风波亭冤案十一年前，就有一位鲜为人知、功勋卓著的大将无辜被害，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英雄岳飞相比，他的事迹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很少被人提起。

这个人叫曲端，出身将门，幼年的时候其父亲战死沙场，身怀国仇家恨的他成年之后文武兼备，史书称赞其“警敏知书，善属文，长于兵略。”然而，文韬武略的曲端却恃才放旷，先后与上级和部下发生龃龉，最终遭人构陷，惨死狱中，成为抗金战场上的又一大憾事。

1127年，北宋被金国灭亡，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即位，建立起南宋王朝，他就是以畏敌如虎著称的宋高宗。与此同时，金国分三路大军继续南下，其中娄室统帅的西路军兵锋直指陕西，曲端也因此面临比西夏强大百倍的女真大军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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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二月，娄室渡过黄河沿关中渭河一线进攻，到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连克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今陕西渭南市），进入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活捉南宋制置使傅亮，随后又拿下了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娄室见金军势如破竹，于是便计划派兵直趋泾原，将陕西分割为南北两部分，然后逐个吃掉。

曲端此时正在泾原驻守，他招徕因战乱背井离乡的流民和各地溃退的士卒，积蓄粮草，严明军纪，把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严阵以待金军的入侵。不久，骄横的金军派出小股骑兵入境，曲端立即派副将吴玠占据有利地形，痛击敌人，勇敢的宋军官兵一路追杀三十里，长期以来所向披靡的金国铁骑遭此大败，不由对宋军的战斗力感到害怕。

初战告捷，曲端乘胜收复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这时候，由于不堪忍受金国的残酷统治，关中地区义兵蜂起，金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退出长安和凤翔。六月，曲端因功升任集英殿修撰并知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市）。

面对陕西之地旋得旋失的局面，金国朝廷就南下还是西进的战略方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老谋深算的左副元帅宗翰认为：“前讨宋，故分西师合于东军，而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意思是说，金军之前讨伐南宋犯了分兵的错误，进攻陕西的西路军兵力不足，而南宋陕西地区兵雄将广，是南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应该集中兵力经略陕西，同时也能避免西夏趁火打劫，坐收渔翁之利。金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此时，南宋朝廷派来了新统帅王庶，这位缺乏军事才能的文官来节制陕西六路军马，自视甚高的曲端自然是不甘做他的下属。九月，金军开始进攻，王庶要求曲端到耀州（今陕西铜川市）一带汇合，曲端却以未接到朝廷命令为理由推辞。无奈之下，王庶只得率领鄜州（今陕西富县）和延安的军队先行开拔，曲端又声称已经上奏朝廷乞求回避这个任务，王庶不得不调遣其他将领，并准备亲自去耀州督战。这时候，曲端又后悔了，他遣书王庶说自己已经赶赴前线，可惜还未赶到，而前线宋军主将因为轻敌不备战死，王庶派的援军将领也逃跑了，于是曲端用不光彩的手段从同僚中脱颖而出，掌握了兵权。

南宋方面的内部不和，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十一月，金军全力进攻兵力空虚的鄜州和延安。情急之下，王庶屡次调曲端救援，但他先是按兵不动，尔后又阳奉阴违。曲端这样做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自己兵力不足，如果全力救援陕北，关中地区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虚弱，而一旦救援失败，整个陕西就会沦陷。他对下属说：“端计全陕西与鄜延一路孰轻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荡贼巢穴，攻其必救。”于是派吴玠收复华州，又迂回与吴玠在襄乐（今甘肃宁县东北）会师。

由于曲端见死不救，王庶不得不收集溃卒救援延安，还未抵达就已经陷落。延安失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南宋安抚使折可求率领三座州城和九个寨堡投降金国，整个陕北沦陷。无路可走的王庶只得硬着头皮率领幕僚和少量军队以犒劳军队的名义投奔曲端，但仍然摆出长官的架子，想要依靠他辅助自己，生性高傲的曲端更加不满。

面对弃城逃窜的上司，曲端毫不客气，声色俱厉地质问王庶延安府失陷的情况，并讽刺他：“你只知道爱惜自己生命，不知道爱惜天子的城池吗？”王庶反唇相讥：“我的号令你不听从，谁才是贪生怕死的那个人呢？”曲端更加愤怒，他说：“在耀州的时候我就屡次提出建议，你一个都不听，这是为什么？”于是甩起袖子就走，王庶留在曲端的军营里，寝食难安。

曲端见已经得罪了王庶，索性起了杀心。他连夜拜见陕西抚谕使谢亮，要求以丧师失地的名义杀掉王庶，谢亮予以拒绝，认为王庶的事情应该归朝廷处理，不能擅自行动。曲端悻悻地返回军营，他咽不下这口气，就拘留王庶的僚属，夺走王庶的大印，这才放了王庶一马。

然而，曲端抗令不遵，粗暴专断的举动早已深深刺激了王庶，心中埋下了报复的种子。九月，朝廷升任曲端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曲端却不想接这个烂摊子，于是朝廷改命他人。后来，谢亮回朝复命，上奏朝廷曲端想要杀死王庶。南宋向来坚持崇文抑武的国策，曲端如此专横，引起朝野一片哗然，认为他有了反叛之心，便以御营司提举的官职召他回朝。曲端怀疑其中有阴谋，未去赴任，议论他要谋反的声音更为强烈，曲端却无从辩白。

这时候，决定曲端命运的关键人物出现了，朝廷重臣张浚认为川陕是决定南宋命运的战略要地，自请赴任，朝廷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允许他便宜行事。张浚初出茅庐，想借助曲端的威名与金军抗衡，于是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曲端不会谋反，并筑坛拜将，给予曲端极高的礼遇，将士们素来佩服曲端的军事才能，全军欢声如雷。当时曲端与吴玠都以善战著称，陕西人为此传唱道：“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两人一正一副，配合默契，军心大振。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春天，金军主将娄室和副将撒离喝又来挑战，曲端派吴玠为先锋在彭原店（今甘肃庆阳市西南）接战，自己率主力部队作为后援。宋军士气高昂，大败金军，撒离喝不禁惧而哭泣，金军将士背地里笑话他为“啼哭郎君”。不甘失败的金军增加兵力，全力进攻，吴玠败退，曲端却不救援。吴玠抱怨曲端不施以援手，曲端却振振有词称收兵是为了防止更大损失，并弹劾吴玠不听号令。因为这次冲突，吴玠怀恨在心，两人的关系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曲端先后与上级王庶和下属吴玠发生冲突，而一度赏识他的张浚又是个多疑之人，在拜将之后就派下属试探曲端对局势的看法。曲端从敌我形势出发，认为当今金军以战养战，掌握着主动权，宋军应坚壁清野，派小股军队骚扰敌人粮田，待敌人疲于奔命，缺乏粮草的时候再大举出击，如果现在轻举妄动，遗患无穷。但是，急于建功立业的张浚不同意曲端的看法，心中产生了芥蒂。他特意提拔吴玠，与曲端分庭抗礼，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秋天，金将宗弼出兵江淮，张浚急于在陕西决战，以缓解江南的军事压力，曲端又一次反对他的贸然行动，张浚恼羞成怒，罢免曲端的兵权，并将他的部将一并羁押。陕西民众长期以来依靠曲端保护乡土，如今曲端无故被贬，军心开始动摇。

除曲端不愿意配合之外，张浚曾着力提拔的吴玠也不想轻举妄动，但刚愎自用的张浚根本听不进去，一心与金国决战。金将宗弼会合娄室，与宋军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县）相遇，张浚树立曲端的将旗试图恐吓金军，早已知道内情的娄室不禁哈哈大笑，说：“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绐我也。”两军交锋，宋师大溃，四十万大军，数年积蓄化为乌有，陕西沦陷，张浚这时候才相信了曲端的远见卓识，为了收拢人心，又重新起用曲端。

曲端被弃用后，陕西在金国的进攻下沦陷

不幸的是，与曲端有宿怨的王庶和吴玠认为他被重新任用于己不利，开始罗织罪名企图置之于死地。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正月，张浚把曲端安置在阆州（今四川阆中），准备重用。然而，吴玠向张浚进谗言说：“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张公。”耳根子软的张浚本来就缺乏容人之量，听这么一说又对曲端产生了怀疑。

打仗无能，诬陷在行的王庶这时对曲端发起了致命一击。曲端擅长诗文，曾作诗道：“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王庶揭发这是在指责宋高宗偏安江南，贪图享乐，涉嫌诽谤皇帝。恰好在此时，曲端的部下张中彦等人投降了金国，张浚怀疑曲端与此事有关，听信王庶谗言，逮捕曲端送入恭州（今重庆）大牢。阴狠的张浚既不想伤及自己脸面，又必欲置其于死地，就精心挑选了武将康随负责审讯。

康随曾因盗用官库钱财被曲端弹劾，因此对曲恨之入骨。曲端被逮捕时，知道自己性命难保，想起未尽的抗金事业，不禁仰天长叹，指着跟随自己多年的战马“铁象”说：“天不欲复中原乎？惜哉！”左右亲随和他一起泪流满面。

张浚曾经以全家性命担保曲端不反，为了保全自己颜面，指使狱吏用计谋让曲端写了一封病状，意图在害死他后以病亡上报。绍兴元年八月三日，曲端来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狱卒对他施加刑具，逼他坐在铁笼子里，糊上嘴巴，用炽热的火炭烘烤，极其残忍。曲端口渴请求喝水，狱卒却给他酒，饮完便九窍流血而死，年仅四十一岁。

听到曲端含冤而死，他曾经战斗过的陕西大地的士大夫莫不感到惋惜，军民更是怅恨流涕，很多人都反叛投了金国。掌握了决策权的张浚，亲手制造的这起冤案，给南宋抗金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张浚丧师失地，冤杀曲端，在当时无人敢言，直到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二月被召还朝，才有人上书揭发他的过失。朝廷体察到曲端的冤屈，下令追封他为宣州（今安徽宣城市）观察使，诏书写道：“顷失意于权臣，卒下狱而遣死。”承认他是因为得罪权臣而无辜被害。后来，朝廷赐其谥号“壮愍”，诏书中写道：“属委任之非人，致刑诛之横被，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正式为曲端的冤案平反。

曲端虽然被平反，但是杀害他的张浚是南宋主战派的领袖，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很多人为他开脱罪行，认为曲端刚愎自用，动违节制，被杀是自食其果，甚至有人将张浚杀曲端比作诸葛亮斩马谡。南宋修《四朝国史》时，在曲端的传记中认为他“纵使得志，终亦难御，况动违节制，夫何功之可言乎？”甚至连曲端的抗金功绩也一并抹杀，元代修《宋史》时也评价曲端“张浚杀之虽冤，盖亦自取焉尔。”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即使是对张浚钦佩备至的南宋学者罗大经，也在《鹤林玉露》中直指张浚杀害曲端是自毁长城。到了南宋末年，西北的父老乡亲还能道出曲端的冤屈，宋代学者周密因此感叹史官秉笔直书之难，说：“信如所言，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考证《宋史·张浚传》时发现：“惟杀曲端一事，略见传中，而又谓端部将张中彦降金，故下端于狱，似非枉杀者。”明确指出了史书对张浚的曲笔回护。

“破碎山河不足论，何时重到渭南村。一声长啸东风里，多少人归未断魂。”这是曲端在蜀地时写下的诗篇，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忠心报国，胸怀壮志的将帅之才，因为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而无辜受害；宋廷偏安于江南一隅，士人固守于门户之见，重读那段历史，至今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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